《无悔华夏》时代篇（下）暗殇绵延—藩镇割据，宦官当权，风雨飘零的大唐百年

　　广德元年(公元763年)正月，最后一位叛军首领史朝义在温泉栅的山林中自缢身亡。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最终平定。唐王朝盛世不再，以此为界，安史之乱前是初唐和盛唐，之后是中唐和晚唐。

　　史朝义

　　唐朝共延续289年，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还有144年，几乎占据了唐朝历史近一半的时间。安史之乱平定后，唐朝面临三大严峻问题：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、朋党之争。

　　安史之乱后，朝廷为求速安，对盘踞河北的安史旧部采取了“姑息之政”。田承嗣、李宝臣等降将成了节度使。表面上尊奉朝廷，实则自置官吏、不输贡赋、拥兵自强。

　　魏博(河北南部)、成德(河北中部)、卢龙(河北北部)史称“河朔三镇”。三镇的节度使前后五十七人，唐廷所任者仅四人，剩下的全是父死子继，兄终弟及或偏将擅立，朝廷的任命形同虚设。他们在本镇之内的经济、财政上也自有章法，赋税不交中央。于是河北一带，隐如敌国。

　　割据一方的思想深深扎根于诸藩镇的文武官员、军卒乃至普通百姓之中。对于他们而言，效忠的对象是节度使，许多人甚至只知节度使府主，不知有朝廷。

　　“子孙代代，为国勋臣，河山带砺，传祚无穷。”——《赐李纳王武俊田悦等铁券文》此文正式承认了河北藩镇事实上已经形成节度使世袭制度。藩镇把唐天子视为天下共主，自比古之诸侯。时间迁延日久，就成了“河北诸镇世袭，不输朝廷贡赋，不受朝廷征发”的“河朔故事”。

　　朝廷并非没有反抗。建中二年(781年)，年轻气盛的唐德宗拒绝成德节度使李惟岳的袭位请求，决心以武力重塑中央权威，引发了“奉天之难”——原本效忠朝廷的藩镇，在战事中相继倒戈，前来平叛的官军竟因赏赐不满而在长安哗变，迫使德宗仓皇出逃奉天。

　　最终，德宗不得不含泪下“罪己诏”，重申对河北旧例的承认。这场由雄心开启、以屈辱告终的战争，向天下宣告：朝廷已无力扭转割据的现实。约三十年后，唐宪宗元和中兴，再议削藩。宰相武元衡于元和十年(公元815年)六月三日在长安靖安坊东门被刺客当街击杀。一国宰相被刺杀，案件却迟迟难破，藩镇的威慑已能直接斩向帝国权力中枢......自此，朝堂之上，官员几乎再也不提削弱藩镇。

　　*云梦小贴士：为了贴合时代特色，《安史之乱》剧本中，国家集团引入了全新“节度使”系统。除了本国境内，王上还可在遥远的国度设置节度使，体验制衡四方、总揽兵权。

　　外患未平，内忧更炽。安史之乱的源头是武将，因此，安史之乱后，皇帝对领兵武将产生了根深蒂固的猜忌。为制衡武将，皇帝转而倚重身边最“可靠”的奴仆——宦官。

　　祸根在肃宗时便已种下。乾元元年(758年)，朝廷发兵二十万讨伐安庆绪，肃宗因猜忌武将，竟不设元帅，而任命宦官鱼朝恩为“观军容宣慰处置使”，总揽全局。

　　鱼朝恩

　　战役失败后，鱼朝恩将责任推给将领郭子仪，导致这位再造唐室的功臣被解除兵权。而鱼朝恩却因“制衡武将”有功，权势日隆。类似地，另一位平乱功臣仆固怀恩也被宦官诬告，最终被逼造反。

　　仆固怀恩

　　此后，宦官的权力日益增长，因其专擅朝政，直接破坏了有唐以来的三省制。代宗时，宦官开始掌枢密，参预核心机密。德宗则将中央最后的精锐——神策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宦官。至此，宦官集团掌握了笔杆(机要)与枪杆(禁军)，“掌控”皇权。宦官从家奴变为帝国武装力量的最高主宰。

　　宦官专权带来的恶果环环相扣，触目惊心。自唐宪宗被宦官弑杀后，穆、敬、文、武、宣、懿、僖、昭八帝，除敬宗外，其余七帝均为宦官所立。皇帝的生死荣辱，尽操于家奴之手。

　　宝历二年(826年)冬，唐敬宗夜猎还宫后即被宦官刘克明弑杀。旋即，另一宦官王守澄拥立文宗。唐文宗不甘为宦官控制与大臣们策划诛杀宦官。大和九年(835年)唐文宗以观露为名将宦官仇士良骗至禁军卫队后院欲斩杀，却被仇士良提前发觉，由于大部分禁军被宦官掌控，仇士良劫持文宗，指挥神策军血洗朝堂。宰相王涯、贾餗等千余官员及其家眷惨遭屠戮，“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”，史称甘露之变。

　　朝官为求生存发展，不得不依附不同的宦官派系，由此催生了长达四十年的“牛李党争”——以牛僧孺、李宗闵为首的“牛党”与以李德裕为首的“李党”，围绕科举、藩镇等问题争斗四十余年。其本质并非政见之争，而是争夺宦官支持下的权力分配。皇帝深陷其中，成为党争的裁判甚至棋子，再无精力与权威统筹全局、解决真正的国患。

　　*云梦小贴士：王上将有机会彻底斩断这一政治链条，不授予宦官监军之权，将帝国的权柄牢牢掌握在天子与士大夫共治的清明轨道。

　　宦官与藩镇两大顽疾，让大唐陷入了“死局”。首先是宦官阴影下的“朋党之争”，早已脱离了政见之争的本意，沦为意气用事、除恶务尽的政治追杀。一方得势，必对另一方贬斥放逐，导致政策反复无常，国家大政方针无法延续。官僚体系在内斗中空转，行政效率降至冰点。

　　其次是经济的崩溃与民变的爆发。安史之乱后，北方经济凋敝，朝廷财赋几乎全部依赖东南。为维持庞大的军费与奢侈开支，统治阶级对农民的盘剥日益加重。土地兼并达到“富者兼地数万亩，贫者无容足之居”的地步。

　　二月卖新丝，五月粜新谷。医得眼前疮，剜却心头肉。——《咏田家》聂夷中(节选)

　　所有矛盾累积到乾符元年(874年)，迎来了总爆发——王仙芝、黄巢起义。黄巢起义彻底耗尽了唐帝国的所有国力，黄巢起义结束后，唐帝国彻底陷入了名存实亡的藩镇割据时代，天祐四年(907年)，宣武节度使朱温在完成对宦官集团的最后一次大清洗后，逼迫唐哀帝禅位，建国号“梁”。存在了289年的大唐，最终没有亡于外敌，而是亡于己身之祸。

　　安史之乱后的144年，是中央集权、理性政治、社会公平逐步失衡直至溃败的过程。藩镇、宦官、党争，共同导致了这一局面。其意义远超一个王朝的灭亡，如同一口警钟，为后世的中国王朝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政治遗产。

　　如何制约地方军权?如何规范内廷宦官?如何防止官僚党争?这些用一百多年国运换来的教训，直接塑造了宋、明等后续王朝“强干弱枝、重文轻武、完善科举”的基本国策......